一个平日里言语不多的人，一谈到“缝纫”这个老本行就打开了话匣子……吴立权给人的印象很实在。那个十七岁背井离乡到上海学习缝纫手艺，穿走弄堂时常常迷路的愣头小伙，如今已在武汉站稳脚跟，拥有了一份自己喜爱的事业。

    不知不觉中，吴立权成了一些老顾客十几年的“私人裁缝”。当初是为了谋生选择做缝纫，但如今，家境已经殷实的吴先生依然一天也离不开服装裁剪刀。“我热爱这把裁剪刀，做缝纫已经成为我一辈子的兴趣和爱好。”吴先生说。

　　家境贫寒谋生计

    十七岁赴上海学艺

    吴先生一九六七年出生在江苏靖江乡下一个普通人家，兄弟姐妹有七个，自己排行老六。由于母亲务农，只有父亲一个人有工作，虽然学习成绩一直优秀，但由于经济困难，吴先生不得不中途辍学。

    我从小学习就很努力，老师们都说我是读书的“好苗子”，将来一定能考取名牌大学。但看着父母那么辛劳地养育我们这么多子女，我不得不放弃学业。那时候，我想得最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能够学门手艺早点赚钱，减轻父母的负担。

    在我家的亲戚中，表哥在上海做缝纫服务，手艺不错还带着学徒，一个月可以给表嫂寄回两三百元钱。要知道，在上世纪八零年代，这算得上是不错的收入。于是，我有了学习缝纫的念头。

    然而，表哥收徒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那就是不带自己的亲戚，一是担心不好管理，二是担心带不出师反而伤了和气。

    知道这一点后，为了表明我学习的决心，辍学在家后的第一年，除了帮家里料理家务，我每天都自己找些废旧衣服练习锁眼、钉扣、撬边等缝纫基本功。在父亲亲自找到表哥请求多次之后，表哥终于答应收我为徒。

    记得一九八四年春节刚过，还在正月里，我便随表哥到上海去做缝纫。当时上海许多人家里都有缝纫机，多数上海女人都会自己裁剪做衣服，讲究一些的人家还会花钱请裁缝到家里做活。所以，表哥的缝纫店实际上是在城隍庙一户人家租的一间小阁楼，师徒几人白天上顾客家帮忙做衣服，师傅负责制版裁剪，学徒则做车工以及锁眼、钉扣、撬边、盘扣等手工活。一般情况下，师徒3人一天可以做两件衣服，一天的工钱在9元左右。

    那时候服装的款式比较单一，由于很少将做不完的活带回家，所以，学徒工除了在顾客家里做活，业余时间就得靠自己多练基本功，至于学会制版裁剪，就全靠个人的悟性了。

    回忆起初到上海时的情形，吴先生感慨万千：“那时候才十七岁，初到大城市觉得一切都稀奇得不得了，感觉弄堂都是一样的，而且还经常迷路。”

    父亲病故誓发愤

    靠双手立足江城

    在上海的学徒经历中有一件事让吴先生至今印象深刻。一天，在一户人家做衣服时，女主人见他做针线活不够麻利，直接说了一句：“小徒弟还不如我自己做得好！”

    吴先生的脸刷地红了，他暗下决心一定要用心学习缝纫技术。

    此后的短短三个月时间，他便掌握了用不同线迹缝纫、锁眼、钉扣、缝拉链、撬边、包缝等缝纫技法。

   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，一个武汉的朋友邀请表哥到武汉替一家企业做工作服，于是，吴先生随表哥来到了武汉。

    “没想到这一步跨出去之后，我竟然在武汉一呆就是二十多年，并在武汉成家立业、结婚生子。”吴先生说他已经习惯并爱上了这座城市。

    到了武汉，表哥接下了一单工作服后，订单生意随之源源不断。

    然而，一九八五年二月的一天，姐姐发来的一份电报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：父亲患上晚期食道癌。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后，我整个人一下子就蒙了，虽说癌症是不治之症，但我总觉得是家里没钱耽误了父亲的病情。

   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太大了，我每天发了疯似的练习手艺，连走路的时候都在重复快速撬边的动作。我想早些自立门户，这样就能赚多一点钱给父亲治病。

    几个月后，吴先生通过努力成为了一名可以独立上门给顾客做衣服的裁缝，但父亲仍然于5月1日离开了人世。

    吴先生说：“父亲走了之后，我更加明白了一个道理，遇到困难不能怨天尤人，一切只能靠自己。至今，我仍时常向儿子提起往事，教育他做人必须自立自强。”

    从表哥那儿出来后，我独立完成的第一单是中南财大（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）一名教师要求上门缝制的一套中山装。

    上门服务时，刚开始我感觉这家主人并不信任我，也许是见我太年轻了，不相信我能将衣服做好，于是有些推辞地说：“要不改天再做吧。”

    我说，今天既然已经来了，我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。我既不吃你家的饭也不要工钱，做不好我赔偿布料钱。见我如此坚持，这位教师也不好多说什么了。

    我动作麻利，手工做得又快又好，结果让教师非常满意。不但要留我吃饭，还介绍了许多客户给我。就这样，我在这所学校住了下来，整整做了一个多月。

    有了这次经历之后，我悟出一个道理：做缝纫光有手艺还不够，业务得由自己争取，机会必须靠自己抓住。

    一九八六年，我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内有了自己的缝纫店，带了三个徒弟，主要给学校的老师做衣服，也接一些缝缝补补的活。那时候，一个月能有几百元的收入，一年下来可以赚5000元左右。

    夫唱妇随巧经营

    店子虽小生意兴

    上世纪八零年代末期，国内的消费水平还不高，市面上的服装款式也不如现在这般丰富。在我的缝纫店里春秋季做得最多的是中山装、西服，冬季则以毛呢大衣为主，夏季以女式裙装为主，样子都比较普通。

    但是，在大学校园里，经常有一些爱美的年轻女教师给我拿来几件从香港带回的时尚款式，让我模仿着做。

    经常地，一件衣服我要琢磨很久才动手裁剪，甚至做好的衣服还要在一些细节处进行修改，尽可能与原版服装一致。这样做耗时耗力，是许多缝纫店都不愿意做的事情。

    “我是一个不服输的人，只要顾客提出要求，而且在技术上有可能解决，我都会尽力想法子在服装缝制上体现。”吴先生说：“最初仿版香港品牌服饰和日本时装，让我受益匪浅。一方面提高了我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另一方面也确定了我走定制精品时装的路子。”

    当我能够轻松裁剪出许多市面上买不到的时尚新款服装时，我的新老顾客也越来越多，口碑悄然传开。

    一九九二年，我在老家建了一栋楼房，一九九四年在武汉成了家，妻子不仅和我是同乡还是同行，在武汉也有自己的缝纫店。婚后，我们决定一起开家缝纫店，位于街边的门面虽不大，但车间设在背街小区内，规模大的时候请了十几名工人。

    我们分工合作，她主外我主内，她负责接待顾客，推荐合适的服装款式，给顾客量尺码。我则负责制版裁剪，把好质量关。

    在我们的缝纫店里，布料统一从江苏一家纺织厂购进，以毛料、真丝等高档面料为主，顾客可以从时尚服装杂志上任意挑选自己喜好的款式。如果顾客挑选的款式不太适合其身材、肤色甚至职业特点，妻子就会给出一些专业的建议，加以变通。

    有了妻子的协助后，缝纫店的回头客越来越多，生意蒸蒸日上。街坊邻居们都戏称，我找到了一个能干的老板娘。

    细节上追求完美

    享受缝纫的快乐

    我的缝纫店一直都走个性化服务的路线，既然定位是做精品，就必须紧跟时尚潮流，在顾客眼里服装款式最重要，对缝纫店来说就是对“版型”的要求，这直接决定了服装上身的效果。为了掌握潮流裁剪方法，每年我都要抽出时间到上海、南京等城市的服装院校学习男女时装打版、立体裁剪等技法。

    吴先生告诉记者，他十分热爱缝纫这一行，虽然做了这么多年，至今仍对服装裁剪充满兴趣，总乐意多花些功夫在一些小细节上。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花边、碎褶或点缀物件，在他看来只要运用得当，对整件衣服将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。

    “在我的顾客中，许多人身材不标准，但对服装穿着得体有较高要求，还有一些顾客特别追求完美，从面料到款式丝毫都不马虎。”吴先生说，既然是替顾客量身定做，就必须让其满意而归，也只有这样缝纫店才能长久生存下来。

    吴先生夫妇早已步入小康之家，并有其他一些投资。让记者感到纳闷的是，缝纫店为何没有扩大规模、装修得豪华一些？

    “曾经请过几名打版师，扩大了生产规模，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，发现顾客的满意度不高。”吴先生说，他自己比较追求完美，认为只有用心裁剪的衣服，才能让顾客穿起来与众不同、感到物有所值。“店子小一点不要紧，能做出精品才是我努力的目标。”

    曾经，上门服务做缝纫一天收入几元钱、迫于生计还不能不做，如今，吴先生已经能够自由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在每一件定制服装上充分发挥自己的灵感和创意。“我喜欢现在的生活，每每看见顾客穿上得体的服装走出店门时，也是我最有成就感的一刻。”吴先生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