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杭州卖手机的人中，我认为我是最成功的。

　　 一九九四年，我就开始卖手机了，是杭州最早做手机零售的。

　　 现在，虽然我已经把“银盾”交给管理公司打理，看起来退出了手机零售业。其实我一直在观察这个行业的兴衰起落，一直在等待机会。

　　 我现在手上有大把大把的钱，都放在银行里。我一直在等待机会，就是3G的上线，到时候我将开始二次创业。

　　 手机元老

　　 这么多年来我财富是有了，但也生了不少病。我刚从南京回来，在那学了四天的国学。企业做到一定时候，人要停下来静静心，想想过去和未来。

　　 一九九四年，我从国营企业浙江仪器设备有限公司辞职下海。我今年五十岁，那年三十五岁，当时算年纪很大了。我学的是办公自动化，在凯旋路租了一间农民房，维修上海施乐复印机。我的维修技术很过硬，生意很好，还接到过20万元的维修单子。维修复印机的活很脏很累，我一个人渴了就喝自来水，饿了就吃一碗一毛二分的拌面，没日没夜地修理。有一天，身体实在挡不住了，我就叫了一辆三轮车把自己拉到医院，躺了一晚上。第二天，我父母流着眼泪问我是何苦呢！我说，我要证明从国营企业出来的人，也能行。

　　 随后，我和杭州公安局西湖公安分局合作，在体育场路五三三号，就是现在天堂鸟花店的地方，开了第一家“银盾”维修服务部。一开始，服务部主要给公安局维修对讲机和寻呼机。第二年，我代理了浙江省八百兆蜂窝式移动电话的带机入网业务。

　　 那时候的手机就是“大哥大”，我卖的第一部手机是摩托罗拉7500，每只13000元，进价6500元，比起现在的手机利润，当时的钱太好赚了。虽然“大哥大”这么贵，但是很多暴发户抢着买。在那个年代，拿着“大哥大”打电话的人都喜欢扯着嗓子喊，生怕别人听不见，是一种身份的象征。

　　 一连掘了几桶金。我后来就和科健、三星、西门子等很多手机品牌合作，代理销售和维修。因为销售业绩突出，中国移动还奖励了我们一辆别克商务车，当然，那是后来的事情了。

　　 一九九九年，中央要求政企分开后，我就独立控股“银盾”。那时候，“银盾”已经是杭州最大的手机零售商了。

　　 大战苏宁

　　 二○○二年的时候，我发起了“价格联盟”叫板苏宁，当时很轰动，你可以去查查，很多媒体都报道了。

　　 苏宁号称“价格屠夫”，它要杀进杭州来，我们这个卖手机的圈子都很紧张，感到兵临城下。

　　 二○○二年元旦，苏宁文晖店开张的第一天，就推出震撼价：迎燕空调660元、摩托罗拉手机288元、鼠标1元钱……店里人山人海，开业当天，苏宁就创下单天销售1093万元的业绩。连续三天，杭州城放出的手机号码，有一半是从苏宁卖出去的。

　　 我们不会坐以待毙，在苏宁开业前，我就牵头开了一个商讨会，杭州大大小小六十多个手机零售商都参加了。我们打算统一价格，要求“西门子”和“阿尔卡特”积极配合，不要给苏宁供货“打价格战”，有些盟友还搜集证据要投诉苏宁的低价倾销行为。

　　 这个手机联盟仓促成形，本来大家就都是各扫门前雪，统一价格很不现实，对于苏宁根本没有杀伤力。

　　 苏宁依然气贯如虹。一个月后，我毅然在苏宁边上开了一家不足十六平方米的手机店，打出的广告语是“手机价格永远比苏宁便宜十元”。有媒体报道了这件事，取的标题叫“银盾单骑斗苏宁”。开业的时候也是人山人海，一天就卖出去了两百部手机。很多供货商支持我，赠送的礼物——电饭煲、自行车、耳机竟然堆满了一个二十平方米的仓库。

　　 苏宁也马上作了回应，价格战腥风血雨，后来协亨等通讯商也在旁边开了店，手机价格慢慢趋向了正常和平稳。

　　 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时候很幼稚，价格统一是不可能的，真统一就回到计划经济了。其实，苏宁、国美、永乐的进入对于杭州手机零售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。但是，我并不后悔当初这么做。

　　 雄踞银泰

　　 前几天，银泰的领导还给我打电话。我现在有事去银泰，他们看到我，还是“邬总、邬总”地叫，很亲热。

　　 二○○一年，厉玲掌管银泰，应她的邀请我去和她谈合作。当时银泰六楼的通讯商场有两家通讯商，占地六十平方米，年销售额不足600万元。

　　 厉玲做事像个男人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她直接问我：“邬总，销售额能不能做到1200万元？”我说：“没问题！”

　　 “银盾”在银泰六楼辟出近三十个柜台做手机零售。 结果，二○○一年，我们做了1280万元销售额，二○○二年是2400万元，二○○三年是3800万元，二○○四年是4300万元。

　　 你可能会问，我是凭什么做到的？

　　 当时，银泰、百大、杭州大厦都在卖手机，百大卖的是中低档，杭州大厦卖的是高档。我们首先在手机价格上大做文章，每到双休日就推出一款特价手机，让人感觉到来银泰买手机和别的地方相比更实惠。零售柜台还代理了移动、联通入网，电信、网通宽带入网等业务。

　　 另外，我们还和杭州大厦拉近距离，我到香港珠宝行花了15.6万元港币买了一款“天价手机”——VERTU，折算成人民币是16万元。那时是二○○四年，这款“手机之王”展示在柜台里，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看。时尚、高端，这无形中提升了客户的档次。那个时候，全国的手机厂商在银泰门口搞路演是最多的。

　　 我们还和杭州市消费者协会、杭州市质检局等一起合作，搞了全国第一家手机电池质量检测大会，就在现在银泰新巴克咖啡的地方，当时也是全国轰动啊。

　　 连续三年，我们都保持银泰LEADING BPAWG品牌销售第一，专柜销售业绩第一。每年的纯铜奖杯我都摆在办公室里。

　　 二○○六年，厉玲离开了银泰。而我也在招标中低估了对手，不得不离开银泰。走的时候，真的很舍不得！

　　 持币观望

　　 昨天，我骑着摩托车去延安路上逛了一圈。我一看就知道，现在很多手机零售商场都是人心涣散，没有当初蒸蒸日上的景象，都是在死撑。我也想奉劝一些和我一样白手起家的同行，该撤就撤，撤退并不是一种失败，而是一种策略。

　　 我原本在延安路有两家店，在武林路有两家店。随着苏宁、话机世界的挺进，我不和他们硬碰硬，我把直营店都关了，第一个把手机店开进了超市里。我在世纪联华、华润超市、欧尚超市都有手机零售专区。超市有稳定的客流量，销售一直很稳定。我撤出手机零售商圈，开辟超市市场，避开了两败俱伤的价格战。今年很多手机零售商日子不好过，但我的手机零售业绩却比去年好。

　　 这么多年来，我没有借过银行一分钱，有多少钱做多少事，我始终把我的公司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内。金融危机来了更要量力而行。公司大了，员工从五、六人到现在的一百三十多人。我觉得管管有些吃力，就去上了EMBA，还专门请教了浙大吴晓波和邢以群教授。参考他们的意见，去年我把“银盾”委托给了专门的管理公司打理。

　　 我原来不炒股票，二○○五年偶然进入股市后，我在资本市场多有斩获，在去年“5·30”前成功撤出，从几千万的本金变成了上亿元。

　　 另外，二○○三年，我还开了一家“追债公司”，这是全国首家经工商部门注册颁照的追债公司，主营业务是帮银行和电信经营企业催缴电话费等业务。但是公司吃过用过也没剩多少钱，而且追债一直有法律争议，是在雷区跳舞。

　　 我最想做的还是通讯业，3G手机的面世会是一个巨大的商机。为什么说我是杭州作手机最成功的？因为现在我手上有大量的现金，而且有丰富的从业经验。我已经和通讯商在洽谈了，我还打算和华数网通、市民卡中心合作。

　　 我现在就是持币观望，如果支撑那些手机零售商的最后一根竹竿倒了，就会引起多米诺骨牌的连锁效应。我不断地充电，去北京大学读了金融研修班，去广州考察了“大地通讯”的新措施，为我的二次创业做准备。